冯梦龙“三言”中的妓女形象

蜀山狂鹰 发表于 2008-06-18 20: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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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梦龙“三言”中的妓女形象
摘要冯梦龙编纂的“三言”是古代著名的拟话本小说集。“三言”中的妓女形象众多,根据其性格特征可分为以下几类:淫贱势利型、忍辱负重型、反抗型、痴情型、柔顺型、双重性格型、恶毒型等。与前代小说中的妓女形象相比,“三言”中妓女具有一些新特征:自我意识、金钱意识、世俗意识、反抗意识等。导致这些新特征再现的原因是明代社会思潮的变化、商业的发展以及妇女观念的变化等。
Abstract:Sanyan, which was written by g Menglong,Feng Menglong, is the famous Nihuaben novel volume in ancient times. Sanyan depicted many prostitute images, and they could be assorted as follows based on their different characters: The one who is lewdness andsnobbishnessthe one who endures humiliation in order to carry out an important taskthe one who resists the evilsthe spoonythe submissivethe double-characterized and the evil. But compare their images with the ones appeared in the novel of former dynasty, they possesses some new features.The new features include self-awareness, money awareness,profane awareness and resisting awareness. These features are resulted from the changes of social thoughts, th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concept changes of the women in Ming Dynasty.
关键词冯梦龙;“三言”;妓女形象
Key words:Feng Menglong;Sanyan;the image of prostitute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字子犹,别号龙子犹、词奴、顾曲散人、墨憨斋主人、詹詹外史、可一居士、绿天馆主人等,明代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据《苏州府志》记载,他“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1]冯梦龙同时又是一个思想摆动比较大的作家,一方面他张扬个性、崇尚情致,追求自由,是晚明主情尚真思潮的倡导者和具体实践者;另一方面又积极维护封建礼教,旨在敦化社会风气和普及传统伦理道德。这就造成了冯梦龙极为矛盾的思想观念,表现出极为复杂的人生观和文学观。
冯梦龙编纂的“三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是拟话本小说中的名篇,也是中国白话短篇小说之翘楚。它“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2]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流传于世,自然引起众多研究者的注目,成为古典小说研究的热点。本文以冯梦龙“三言”小说中的妓女形象为研究对象,从研读文本入手,将小说中涉及到的妓女形象按其性格品行的不同分作若干类型,再从这些妓女在小说中所承担的角色以及她们表现出来的处事行为等方面,探讨这些妓女所表现出来的新特征以及产生这些新特征的原因。
 “三言”是冯梦龙编纂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三本拟话本小说集的总称。“三言”中的人物形象芜杂、反映社会层面较广、思想内涵深,其中艺术成就比较高的大多是以女性形象为主人公的篇章,而其中以妓女形象为中心的篇章又是“三言”最为精彩的一部分。冯梦龙本着“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3]的文学主张,用极为生动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众多美丽而又动人、聪明而又情深的妓女形象,这些妓女形象至今依然光彩照人,感人至深。据统计,“三言”中描写妓女形象的篇章有十五篇之多,涉及妓女形象共二十四个。根据她们在小说中所承担的角色及其表现出来的处事行为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淫贱势利型
淫贱势利可以说是整个封建社会绝大部分妓女的共性,她们多表现出无耻、善骗、贪婪、重财轻义、唯利是图等特征。这些与妓女的生存状态及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她们依靠美貌、肉体来换取衣食和钱财,以此来维系生存。这样的生活使得她们多不奢望获得美好的爱情,也没有远大的生活理想,只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消耗着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中的韩金奴可以说是这类妓女的典型代表。为了钱,她会主动去勾引男人。“正是有缘千里能相会”;“我与你宿世姻缘,你不要装假,愿谐枕席之欢”。[4]通过直露的语言,以及放出的“万种妖娆”,最终金奴成功地使吴山就范。之后她便显现出妓女贪财的当家本色,开始找借口不断地索钱索物。后来吴山托病不到店中,金奴就又去招揽旧时主顾,可见她看重的并不是吴山的感情,而是吴山雄厚的钱财。又如《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中的阎越英。她虽不如韩金奴般放荡、贪婪,但她的势利之心却相当严重。初时她不愿嫁给史弘肇,后亲见史弘肇异相,立即便转变了主意,要哥哥与她说合,自己愿意嫁给史弘肇。导致阎越英的婚姻态度发生巨大转变的根本原因还是所嫁之人合当发迹。这种对有财有势的人便趋奉、对无财无势的便歧视的做法,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封建社会人民大众势利的心态。
(二)忍辱负重型
冯梦龙曾叹道:“豪杰憔悴风尘之中,须眉男子不能识,而女子能识之;其或窘迫危难之时,富贵有力者不能急,而女子能急之。至于名节关系之际,平昔圣贤自命者不能周全,而女子能周全之。岂谢希孟所云:‘光岳气氛,磊落英伟,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者邪?”真可谓“情不至,义不激,事不奇。”[5]作者有感于世俗对女性的偏见,在书中多处感叹:有智妇人,赛过男子,并且描绘出许多胸怀大志、目标坚定如一的妓女形象。她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完成自己的理想希望,甘愿忍受多年苦楚,矢志不渝的为着理想目标奋斗。《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中的赵春儿,便是忍辱负重型妓女的典型代表。赵春儿甘愿忍受十五年辛苦,最终帮助丈夫重新建立起雄厚的家庭实力。冯梦龙在文中写道:“原来春儿看见可成浪费,预先下着,悄地埋藏这许多东西,终日在上面坐着绩麻,一十五年并不露半字,真女中丈夫也。”“这虽是可成改过之善,却都亏赵春儿赞助之力也。”[6]由此可见,作者在叙述过程中是极力赞美“有智妇人”的。又如《王娇鸾百年长恨》中的廿二娘,其身虽死,但其魂依然不忘报仇雪耻。历经折磨,最终得报大仇。作者在对赵春儿、廿二娘俩个妓女形象的塑造上,表现出对世俗男主女从偏见的强烈反对。诚如作者所说:“且如妇人中,娼流最贱,其中出色的尽多”。[7]这样出色的人物是来自于“最贱”的娼妓之中,这就足以证明女子无论是在文才、胆识、谋略等方面都不低于男子,甚至超过男子,由此表明以性别来划分“尊”“卑”是何其荒谬。
(三)反抗型
“三言”中还塑造了不少具有反抗意识的妓女形象。这些妓女虽然身处社会最底层,但她们却不甘于被侮辱、被玩弄的生活,她们敢于打破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勇敢地向封建礼教发起挑战。《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便是这类妓女形象中最典型的代表,为了从良杜十娘费尽苦心。首先她用计使得鸨儿答应,李甲十天内能拿出三百两银子,便可将她赎走,并与鸨儿拍掌为定,使鸨儿没有反悔的余地。接着她又拿出自己的钱让李甲替自己赎身,最终获得了自由。当她被李甲当作商品廉价转卖时,她既没有用泪水哭诉自己的不幸,也没有用“百宝箱”里的财物换取李甲的回心转意,而是怒沉江中,用自己的死来向命运作最后的反抗,来挽回自己的尊严。再如《玉堂春落难逢夫》中的玉堂春。面对被恫吓、辱骂、毒打、盗卖乃至被冤下狱等不幸遭遇,她依然不忘反抗,以期保全自己对王三官的情意。又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莘瑶琴。在看透王子公孙的无情之后,敢于对陈旧妇女婚嫁观念提出挑战,积极主动地为改变自己的人生而抗争,最终获得成功。
(四)痴情型
特定的职业以及特定的生活方式等似乎都决定妓女根本不懂得痴情,或是压根就没有条件谈痴情。然而冯梦龙突破前人对妓女的陈旧认识观念,成功地塑造出一大批痴情的妓女形象。她们虽身处妓家,受到世人的唾弃与鄙视,但仍表现出重情重义,出污泥而不染的善良品质。《钱舍人题诗燕子楼》中的关盼盼,是痴情型妓女的典型代表。关盼盼本是武宁名妓,后得礼部尚书张建封赏识,两人恩爱无比。张建封病逝后,盼盼便落发为尼,诵佛经资公冥福,誓不再嫁。在被白居易误解后,表明自己“非不能自缢相随,恐人言张公有随死之妾,使尚书有好色之名,是玷公之清德也。”[8]并要坠楼而死,以表其心。又如《众名姬春风吊柳七》中的谢玉英,为柳永闭门谢客一年之久;后又主动以身相许,携带资财偷偷投奔柳永;在柳永死后两月,谢玉英就因为过分悲哀,为情而死。痴情型妓女形象的产生,一方面反映出当时社会妇女观念的改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妇女意识的觉醒,妇女们开始追求婚姻的自主,一定程度上也昭示着她们人性的复苏。
(五)柔顺型
封建社会妇女多以柔顺为美,以三从四德为妇女行为规范。由于对男权至上的曲从,现实生活中的妇女也多柔顺贤惠,这样妇女的社会地位更加低下,妇女完全成为男性的附庸,这些在文学中多有反映。“三言”中塑造了众多的因社会地位低下而形成的“从者”(即完全顺从)女性形象。《众名姬春风吊柳七》中的周月仙是柔顺型妓女形象的典型代表。同样作为一名妓女,在自己完全不同意的情况下,在面对舟子的强迫、刘员外的多次调戏,周月仙并没有表现出如玉堂春般的激烈反抗,而是料定不能脱身,便不得已从之,并且事发后不敢声张。“三言”中这样柔顺型的妓女还有很多,如《单符郎全州佳偶》中的刑春娘,《月明和尚度柳翠》中的吴红莲,《汪大伊火焚宝莲寺》中的张媚姐、李婉儿等。她们所体现的顺从性格,从侧面体现出晚明社会妇女人格之贱,地位之低,进而说明封建社会对妇女的迫害之深。
(六)双重性格型
“三言”有不少具有双重性格的妓女。《月明和尚度柳翠》中的妓女柳翠便是个典型代表。一方面她表现出十分善良、乐善好施、济困扶贫等性格,另一方面她又倚门卖笑、引惹子弟、迎来送往。这看似相互矛盾的两面却在她身上得到了较好的统一。正是这互相冲突的两方面,凸现出柳翠这一形象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至轻至贱的柳翠靠着自己用肉体换来的钱去布施,这在当时社会,就是一些达官富人也未必会这样乐善好施。柳翠这一形象,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重利悭吝,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七)恶毒型
“三言”中所描写的众多鸨母,是恶毒型妓女形象的典型代表。俗话说:妓女爱俏,鸨儿爱钞。作为妓院统治者的鸨母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靠逼迫妓女以成全她们对金钱财物的追求。因而这就注定了这类人性格的贪婪狠毒和无情无义。“三言”塑造了一系列没有廉耻,没有是非观念,心狠手辣的鸨母形象。《玉堂春落难逢夫》中的老鸨一称金,先用计将王景隆赶出妓院,后闻王景隆高中,商议着“先下手为强”,将玉堂春卖到山西。又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王九妈,将美娘灌醉后让金二员外强行梳弄,并且还将莘瑶琴亲手抱住,以便金二员外行事。从中可见妓女的辛酸不幸和鸨母心狠手辣、贪财无义的丑恶。不仅如此,一些鸨母为了钱财,不惜教唆、逼迫自己的亲身女儿接客赚钱。如《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中的韩金奴、《众名姬春风吊柳七》中的妓女周月仙,她们都是鸨母的亲生女儿。可见,对金钱的过分贪婪已扭曲了鸨儿们的心灵,泯灭了她们的人性,以致于不顾自己女儿的终身幸福,丧尽天良的逼迫自己的女儿接客赚钱。
“三言”中描绘了大量的有思想、有个性的妓女形象,在反映妓女的人生态度、道德标准、婚姻观念等人生价值方面进行了不断的拓展和加深。小说中的妓女形象不仅大多具有美好善良的品质,以及追求自身自由爱情婚姻的本能,而且这部份妓女开始主动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展现出文学中妓女形象的新特征。
(一) 自我意识
在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礼教的束缚下,妇女一直被压抑着。在婚姻上要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妇女们没有权力选择自己中意的对象。并且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男权社会,女性不过是男性物化的财产,她们没有爱的权利和自由,甚至连人格和尊严都被剥夺。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新的社会思潮的兴起,妇女的自我意识也逐渐觉醒。所谓妇女的自我意识:“是指妇女作为有感觉能思维的人的认识主体,对自身客体存在的价值、道德、审美等一系列的活动的认识、感受和评价。”[9]正是受日渐觉醒的自我意识的影响,妇女的权利、智慧得到了重新的认识。她们不再甘心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力图摆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悲惨命运。
前代小说中塑造了不少光彩照人的妓女形象,如唐传奇《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李娃传》中的李娃等。相对于霍小玉、李娃尚未觉醒的女性意识来说,冯梦龙笔下的妓女们则表现出大胆而强烈的自我意识。她们勇敢的追求自己认定的爱情,极力维护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哪怕这些是需要用生命作为代价。
经过艰辛的奋斗杜十娘最终跳出火坑,并带着价值万金的百宝箱和意中人踏上了归家的旅程。然而在金钱引诱下,李甲竟只为个人利害考虑,把她出卖给富商孙富。杜十娘愤恨交加,最终怀抱宝匣,投入滚滚波涛之中,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维护了对爱情的理想。后世有许多评论认为,杜十娘其实是可以不死的,但她还是选择了死。她心里明白,金钱可以让李甲回心转意,但她不愿意让自己的爱情被金钱玷污。杜十娘的死不是向黑暗的封建伦理制度的妥协,而是对封建伦理道德所做的最大限度的反击。她的出现,象征着封建社会中人格已然觉醒的妇女,已经从弱者走上了强者的道路。又如花魁娘子莘瑶琴,起初只爱王孙公子,对市民出身的秦重一直不愿接待。直到她受到吴八公子的侮辱欺凌后,才明白那些“豪华之辈,酒色之徒”只知“买笑追欢的乐意,哪有怜香惜玉的真心”,终于向秦重提出了“我要嫁你”的要求,并表明自己“布衣蔬食,死而无怨”的决心。这一切表明,市民阶层的男女在爱情的选择上已有了新的标准,他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力量正逐渐战胜封建门第观念。
(二)金钱意识
妓女大多是由老鸨从小养大的贫穷人家女儿。既然老鸨在她们身上投入了,就急切渴望在她们身上得到回报,因而在老鸨眼中妓女是一种赚钱工具。从某种意义上看,妓女是金钱社会的商品,她们以情感、肉体等来换取金钱。然而妓女多厌倦妓院非人的生活,从良已成为她们对自身出路的唯一寄托。早期小说中的妓女往往重才而不重钱。如《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不邀财货,但慕风流”。相对于霍小玉来说,“三言”中的妓女们更清醒地认识到金钱在追求幸福婚姻中的重要作用。身处社会最底层,亲眼目睹社会黑暗现实的妓女们清楚的知道,要想从良没有金钱是行不通的,所以那些有心的名妓都是利用不得已的生活方式来为自己暗中铺出一条通向自由的路。她们使劲地积攒一些私房钱,一旦有了可乘之机,就大胆地去做,实现自己的梦想,事实也是如此。
“三言”中所描写的系列妓女,大都存有私房钱,而且数量巨大。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对百宝箱的描写:“十娘叫公子抽出第一层来看,只见翠羽明珰,瑶簪宝珥,充牣于中,约值数百金。又命公子再抽一箱,乃玉箫金管。又抽一箱,尽古玉紫金玩器,约值数千金。最后又抽一箱,箱中复有一匣。开匣视之,夜明之珠,约有盈把。其他祖母绿,猫儿眼,诸般异宝,目所未睹,莫能定其价之多少。”又如《月明和尚度柳翠》中柳翠死后,所遗衣饰尽多,可为造坟之用。《赵春儿重旺曹家庄》“小小瓷坛,坛里面装着散碎银两和几件银酒器。可成倾了锞儿,兑准一百六十七两”;后又“锄出一大瓷坛,内中都是黄白之物,不下千金。”《王娇鸾百年长恨》中廿二娘先以百金助杨川,后又以白金五十两赠张乙。《卖油郎独占花魁》,莘瑶琴嫁与秦重,待到满月后,美娘将箱笼打开,内中都是黄白之资,吴绫蜀锦,何止百计,共有三千余金。
由此可见,妓女们不再只是单纯的泄欲工具,也不再如世人所想象的软弱不堪,在资本主义思想的推动下,她们开始觉醒,开始寻找自身的出路。对金钱的追求与积累一定程度上也暗示着她们社会地位以及获得财产的权利的提升。
(三)世俗意识
早期小说中的妓女往往少有世俗气息,如《霍小玉传》中霍小玉没有半点世人的习气,完全没有现实中妓女所具备的特征。冯梦龙在塑造妓女形象时,并没有因为要表现她们心地善良等人性光辉的一面,而隐藏她们作为妓女积聚资财、充满铜臭、见利忘义等世俗势利的一面。这些迎新送旧、倚门卖笑为生的妓女目的就是接客,赚钱。如江州名妓谢玉英,为了和柳永的约定曾闭门谢客一年,之后因为柳永没有任何消息给他,加上生活所需和别人的说合,“不免又随风倒舵,依前接客”。(《众名姬春风吊柳七》)赵春儿则“专接富商巨室,赚大主钱财”。(《赵春儿重旺曹家庄》)阎越英初时任凭哥哥怎么说,就是不原意嫁给史弘肇,后见到史弘肇异相,认为此人合当发迹,便改变主意,一心要嫁此人。(《史弘肇龙虎君臣会》)玉堂春听鸨儿说:“我儿,王公子好个标致人物,年纪不上十六七岁,囊中广有金银。你若打得上这个主儿,不但名声好听,也勾你一世享用”的言论后,便“即时打扮,来见公子”。(《玉堂春落难逢夫》)这其中虽然有“妓女爱俏”的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王景隆雄厚的经济实力也是打动玉堂春的原因之一。杜十娘从妓七年,令很多王孙公子意荡情迷、不惜破产。(《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莘瑶琴被骗失身后,在虔婆刘四妈“精辟”的从良论“教育”下变得更为世俗、下贱。为了积攒“私房”,莘瑶琴“以后有客求见,欣然相接”,并且明码标价,十两银子一晚。(《卖油郎独占花魁》)正是基于这种世俗思想和行为,才使得“三言”中的妓女形象具有了一种更为真实、丰富的世俗美,使这些妓女形象更加接近生活,更能体现社会现实的黑暗。
(四)反抗意识
在整个封建社会妇女长期处于被奴役、被压迫的社会底层,她们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人格尊严。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的反抗意识被唤醒,然而最初的反抗者不是大家闺秀,而是处于社会底层受人贱视的妓女。作为老鸨的赚钱机器以及男人的泄欲工具,她们长时间生活在赤裸裸的肉体与金钱的交易之中,没有自由,没有做人的地位和尊严。这种被侮辱、被玩弄的苦难生活令她们痛苦和厌倦,于是她们产生了一种迫切想要脱离苦海的强烈愿望。当她们的愿望不能实现时,她们便以自己的方式向社会、命运等进行激烈的反抗。早期小说中的一些妓女往往具有反抗意识。如《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被李益抛弃后,她哀伤至死,临死时她说:“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霍小玉的反抗,明显带有报复的成分,带有落后的成分,是不彻底的。“三言”中杜十娘、玉堂春的反抗,明显摆脱了霍小玉反抗中的落后成分,她们的反抗更加激烈,更加动人心魄。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冯梦龙用细腻的笔触塑造了一个妩媚动人、执着追求的妓女形象。她美丽、热情、心地善良,又聪明、刚强而坚贞。在认定李甲后便开始了与鸨母的反抗,最终争取到了自己的爱情。在被李甲卖掉后,她痛心于“中道见弃”,痛心于幸福生活的幻灭,更痛心于社会的不公,于是“抱持宝匣,向江心一跳”,不惜以死来作最后的反抗。《玉堂春落难逢夫》中玉堂春在大街上痛骂鸨儿,凭借自己的智慧才智,巧妙地为王景隆诉冤,为自己逃离妓院淫窝而抗争。在被鸨母偷卖到山西以后,她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反而反抗得更加激烈。杜十娘、玉堂春反抗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泼辣与干练,决绝与坚持,很难让人将其和一个柔弱女子联系起来。由此可以看出,为了能够从良,妓女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她们为从良而表现出来的反抗意识,进一步说明了明末女性意识的觉醒,妇女解放已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写道:“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概况。”[10]因此要分析“三言”中产生如此众多的优秀妓女形象的原因,明代的社会思潮和时代环境是不能跨越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反理学思潮的影响
自汉以来,儒家学说、儒家礼教制度一直都是人们的精神枷锁。入明以后,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将儒学发展到了新的高峰,进而构造了一个庞大的以人的伦常秩序为主的儒学体系。明代中叶以后,社会风气逐渐变化,思想控制开始松动,在思想界涌现了一股启蒙哲学思潮。启蒙思想家们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程度肯定了人的感性情欲的合理性,并且旗帜鲜明地倡导个性解放、个性发展。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李贽的“异端”学说。李蛰提出了摆脱积习,歌颂女性的进步思想。他夸赞薛涛的文才能使大诗人元稹“倾千里而慕之”,[11]说明并不存在男女见识长短的差别。他在《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中指出:“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12]他还在《初谭集·夫妇》中列举了许多“才智过入,识见绝甚”的妇女,对她们的才智韬略和勇敢无畏的精神,做了热情的赞扬,并明确指出:“男子不如也”[13]在道德婚姻问题上,李蛰也突破了传统观念,他歌颂卓文君私奔相如为“善择佳偶”。他甚至讲学收女弟子,在当时被视为惊世骇俗之举。
这些包含了男女平等意识、有着强烈的思想解放意识的妇女观直接影响到冯梦龙。冯梦龙不仅喜欢李贽的学说,也很尊敬李贽,他尊称李贽为“李卓老”。对具有“异端”思想的李贽推崇备至,非常敬佩他反封建的叛逆精神。正是由于李贽思想的熏陶与影响,从而决定了冯梦龙是站在市民阶级的立场上,以市民的、反封建的思想观察生活,进行创作的。这些促使他编订“三言”的主要目的是揭露社会弊病、批判黑暗现实,是为了“喻世”、“警世”、“醒世”,唤醒世人,改变世风。也正是由于各派思想的影响,冯梦龙特别重视描写“男女之情”,强调情真。这就决定了在一些以妓女、婚姻为题材的的作品中,他能够突破理学桎梏,表现出妓女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对封建礼教的反抗。
(二)商业的发展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历代的统治者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因此商人的地位极低,他们被视为贱流,甚至他们的财富,也被视为不义之财。进入明中叶,抑商政策开始松动,纺织业的发展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于是商业逐渐繁荣起来,城市经济成为主导。隆庆后海禁废除,海外贸易也开始发展,以商品集散为契机,一批商业都市涌现出来。城市内已不再像唐朝那样实行严格的坊市分区,商业交易和娱乐活动已十分自由,定居城市的市民人数也急剧增多。明代的女性,不再像唐代那样局限于家庭和闺阁,明代女子开始融人社会各阶层。同时在经济繁荣的浪潮下,出现了一大批手工艺人为代表的市民阶层。
商业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世人对商人的看法,还导致整个社会出现拜金主义的狂潮。过去那种凭着衣着来判定他的贵贱,通过用的物品来判断人的等级和地位的规定已经日益为世俗所冲破。富者之间斗富,敦厚俭朴的人遭窘笑,追求气派奢侈之风在明朝中后期极为盛行,整个社会几乎掀起了拜金主义的狂潮。
身处社会最底层,地位特殊的妓女们,因接触众多不同阶层人物,更容易受这种世俗风气的影响。在择偶观念上,妓女们普遍要求的从良对象是翩翩君子、王孙公子。然而,由于商人地位的崛起,商人雄厚的钱财更能满足她们行业的目的,于是她们的择偶对象开始倾斜。并且从良并非易事,没有一大批黄白之物是很难逃离老鸨的掌控。因此妓女们开始转变择偶观念,开始存私房钱,开始“专接富商巨室,赚大主钱财”。然而“三言”中所描写的这一类妓女并没有因为其世俗意味而更低贱;相反,正是因为她们具有这些世俗的特性,其人物形象才更加丰满,她们才更加接近社会现实,才更能体现出明末社会的真实。
(三)女性观念的变化
“三言”中妓女形象新特征的出现与当时人们的女性观念有密切的关系。当时人们女性观念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婚姻观念的变化
古代婚姻必须有“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孟子云:“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14]虽然男女双方都没有婚姻自主权,但是男性行动不受限制,随时可以遇见自己心爱的女子,而女性则日日闭锁深闺,根本没有机会和外界接触,终身大事都是父母作主,任人摆布。
明代中叶后,受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反理学思想的兴起,人们开始肯定正当人欲的合理性,主张人际间的平等,倡导个性的发展,“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15]这种思想对文学有不少影响。作家往往肯定世俗人欲,写物欲,写性爱。他们面向现实,真实地描写了有关女性争取自有恋爱和婚姻自主的作品,有力地冲击了当时的封建礼教。“三言”中的许多女性不认为婚姻一定要父母做主,媒人说合,她们往往勇敢大胆地主动寻觅、追求自己的意中人。她们有的择才而嫁,有的自己自主做媒,还有的违抗父母之命,自择意中人。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出许多幸福美满的婚姻都是来之不易的,都是女性们奋力抗争的结果,甚至以死相逼才获得的。在封建社会中,大多数女性默默承受封建礼教强加给她们的枷锁,默默忍受着不幸福婚姻的痛苦。但是杜十娘、莘瑶琴、玉堂春等女性改写了这一现象,尽管这些女性的出身卑贱、地位低下,但她们却敢于无视礼教法规,大胆反抗,主动表达自己对异性的爱慕之情,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2.贞洁观念的淡化
在封建社会,由于男性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完全掌握着主宰权,他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女性的行为进行全方位的束缚,女性也只有顺从男性强加给她们的枷锁。她们必须格守节操,才能获取社会的认同和赞誉,从而保持在社会中固有的地位。女性一旦失节,便遭人唾弃,被认为败坏门风,为千夫所指。丈夫死了,妻子也不能再嫁,只能从一而终。
明代中后期,受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金钱、利益、物质享受等观念深入人心,传统的道德观念有所改变,人们纷纷追求个人利益和物质享受,进而享受人生。女性在婚姻方面的观念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她们不再为了获得一个徒有虚名的贞节牌坊而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在对待妇女改嫁问题上,人们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解和宽容。在“三言”中,传统的观念被彻底颠覆,女性的贞节观念被淡化,对女性作为一个正常人所拥有情欲进行肯定,尖锐地揭示了在贞节、婚姻等问题上男女极端不平等的现象,寄同情于广大妇女,表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婚姻观。
冯梦龙在“三言”中精心刻画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妓女形象。作者通过对她们悲惨的人生遭遇、深切的社会体验、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激烈的反抗举动等的展示,鞭笞了封建社会残酷侮辱和损害女性身心的罪恶制度,并且指出只有女性自我意识完全觉醒之后,她们才能够摆脱封建礼教的枷锁,从而获得争取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斗争的胜利。“三言”中的妓女以其独特的个性在女性文学长卷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女性形象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反映出明代特定阶层的独特文化风貌,具有深远的文学和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1.魏同贤主编:《冯梦龙全集·警世通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魏同贤主编:《冯梦龙全集·醒世恒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3.冯梦龙:《喻世明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4.冯梦龙:《三言》,岳麓书社2003年版。
5.抱瓮老人:《今古奇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6.聂付生:《冯梦龙研究》,学林书社2002年版。
7.王引萍:《明清小说女性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8.吴秀华:《明末清初小说戏曲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9.杜芳琴:《女性观念的衍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0.施英:《唐代传奇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1.邓小南:《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
12.武舟:《中国妓女生活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13.刘士圣:《中国古代妇女史》,青岛出版社1991年版。
14.费鹏:《“三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东北师范大学2006年。
15.黄峰:《“三言”中的妓女形象研究》,宁夏大学2004年。
16.阎焱:《从“三言”看明代小说中进步的女性意识》,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7月第23卷第4期。
17.赵兴华:《从“三言”“二拍”看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3期。
18.杨剑影:《平凡生命的赞歌——论“三言”的女性意识》,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2期。
19.李红:《找寻自我价值梦圆苦乐人生——谈“三言”“二拍”中女性人物自我意识的觉醒》,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12月第5卷第4期。


[1]《苏州府志》卷八十“人物”。
[2]抱瓮老人:《今古奇观》,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页。
[3]冯梦龙:《冯梦龙诗文》,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4]冯梦龙:《喻世明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0、71页。
[5]魏同贤主编:《冯梦龙全集·情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68、369、370页。
[6]魏同贤主编:《冯梦龙全集·警世通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8、1289、1292页。
[7]魏同贤主编:《冯梦龙全集·警世通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页。
[8] 魏同贤主编:《冯梦龙全集·警世通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页。
[9]杜芳琴:《女性观念的衍变》,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版,第378页。
[10](法)丹纳著 傅雷译:《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11]李贽著 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12]李贽著 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13]李贽:《初谭集》上册,中华书局出版1974年版,第26页。
[14]杨伯竣:《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43页。
[15]李贽著 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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